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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《關於紅笑》

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《華北日報》，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《關於紅笑》的文章。《關於紅笑》，我是有些注意的，因為自己曾經譯過幾頁，那豫告，就登在初版的《域外小說集》上，但後來冇有譯完，所以也冇有出版。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，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，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。可是看完這《關於紅笑》，卻令我大覺稀奇了，也不能不說幾句話。為要頭緒分明，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麵——

“昨天到蹇君家去，看見，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：

“此外或者還有些，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，而且也較為通順，好在是不是，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。”

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。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瞭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。他的較好，而“抄襲”都成了“不通”和錯誤的較壞，豈非奇談？倘說是改掉的，那就是並非“抄襲”了。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“不通”和錯誤的，那不是許多刻薄話，都是“今日之我”在打“昨日之我”的嘴巴麼？總之，一篇《關於紅笑》的大文，隻證明瞭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，加以修正，而反誣彆人為“抄襲”的苦心。這種手段，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補記

這一篇還未在《語絲》登出，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，裡麵是剪下的《華北日報》副刊，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《關於紅笑》。據說是北平寄來，給編輯先生的。我想，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。倘使真的，蓋未免惡辣一點；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，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。但一麵說彆人不通，自己卻通，彆人錯多，自己錯少。而一麵又要證明彆人抄襲自己之作，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。然而在我，乃又頗歎紹介譯作之難於今為甚也。為刷清和報答起見，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《小說月報》編輯先生，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務和權利，於是乎亦寄之。

五月八日

(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《語絲》週刊第五卷第八期，後印入梅川所譯《紅的笑》一書，最後一節是印入該書時所加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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