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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完寫起

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，是答陳百年先生的《一夫多妻的新護符》的，據說，《現代評論》不給登他們的答辯，又無處可投，所以寄到我這裡來了，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。誠然，《婦女雜誌》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，想起來毛骨悚然，悚然於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，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。但我能向那裡介紹呢，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。況且，看《現代評論》的豫告，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，我便決意將這兩篇冇收。

但待到看見印成的《現代評論》的時候，我卻又決計將它登出來，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詳得多，但是委屈得很，隻能在這無聊的《莽原》上。我於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，又毫冇有研究過什麼性倫理性心理之類，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。可是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，——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，但外國是外國。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“流弊流弊”，是論利害，不像論是非，莫明其妙。

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，讀來卻痛快——

“……至於法律和道德相比，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，法律所不禁止的，道德儘可加以禁止。例如拍馬吹牛，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……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，認為無損人格麼？”

這我敢回答：是不能容許的。然而接著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：例如女人被強姦，在法律上似乎不至於處死刑，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姦，認為無須自殺麼？

章先生的駁文似乎激昂些，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，攻擊者便源源而來，就疑心到“教授”的頭銜上去。那麼，繼起者就有“拍馬屁”的嫌疑了，我想未必。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，卻也許是實情，因此從論敵看來，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，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。

十一日

【案語】：

案：這《編完寫起》共有三段，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《婦女雜誌》的編輯的椅子，終於從商務印書館走出，——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闆，反而獲得予奪彆人的椅子的威權，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，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。這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。

就這文章的表麵看來，陳先生是意在防“弊”，欲以道德濟法律之窮，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點。但我並不是說：陳先生是儒家，章周兩先生是法家，——中國現在，家數又並冇有這麼清清楚楚。

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晨，補記

(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《莽原》週刊第四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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