卑幼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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卑幼類
悖男惡侄孽侄悖孫虎孫梟甥
孽甥悖妾潑媳梟弟惡婿凶奴
其中冇有父母,那是例不能控告的,因為曆朝大抵“以孝治天下”。
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。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,好發議論,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。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,曰“章瘋子”。其人既是瘋子,議論當然是瘋話,冇有價值的了,但每有言論,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,不過題目特彆,道:《章瘋子太發其瘋》。有一回,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。那怎麼辦呢?瘋子居然不瘋》。
往日看《鬼穀子》,覺得其中的謀略也冇有什麼出奇,獨有《飛箝》中的“可箝而從,可箝而橫,……可引而反,可引而覆。雖覆能複,不失其度”這一段裡的一句“雖覆能複”很有些可怕。但這一種手段,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。
《鬼穀子》自然是偽書,決非蘇秦,張儀的老師所作;但作者也決不是“小人”,倒是一個老實人。宋的來鵠已經說,“捭闔飛箝,今之常態,不讀鬼穀子書者,皆得自然符契也。”人們常用,不以為奇,作者知道了一點,便筆之於書,當作秘訣,可見稟性純厚,不但手段,便是心裡的機詐也並不多。如果是大富翁,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裡當寶貝麼?
鬼穀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,否則,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;或者自己不說,而鉤出彆人來說;或者並不必鉤出彆人來說,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。這末後的妙法,知者不言,書上也未見,所以我不知道,倘若知道,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《莽原》,做《補白》了。
但各種小縱橫,我們總常要身受,或者目睹。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;忽而甲乙相親,同去打丙;忽而甲丙相合,又同去打乙,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,就都是這“覆’“複”作用;化數百元錢,請一回酒,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,也還是這頑意兒。然而真如來鵠所說,現在的人們是已經“是乃天授,非人力也”的;倘使要看了《鬼穀子》才能,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,一定要碰壁。
七月一日。
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,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。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“五分鐘熱度”說來了罷,雖然也有過例外:曾將湯爾和先生的大門“打得擂鼓一般,足有十五分鐘之久”。(見六月二十三日《晨報》)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“五分熱”說自誡,彷彿早經覺到了似的。
但是,中國的老先生們——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——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,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,同時又看得太高。婦孺是上不了場麵的;然而一麵又拜才女,捧神童,甚至於還想藉此結識一個闊親家,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。什麼木蘭從軍,緹縈救父,更其津津樂道,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。對於學生也是一樣,既要他們“莫談國事”,又要他們獨退番兵,退不了,就冷笑他們無用。
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裡,國民十之九是學生;但在中國,自然還是一個特彆種類。雖是特彆種類,卻究竟是“束髮小生”,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。他們所能做的,也無非是演講,遊行,宣傳之類,正如火花一樣,在民眾的心頭點火,引起他們的光焰來,使國勢有一點轉機。倘若民眾並冇有可燃性,則火花隻能將自身燒完,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,暫時引得幾個人閒看,而終於毫不相乾,那熱鬨至多也不過如“打門”之久。誰也不動,難道“小生”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,造兵艦,糊飛機,活擒番將,平定番邦麼?所以這“五分熱”是地方病,不是學生病。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,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;倘在彆的有活力,有生氣的國度裡,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。外人不足責,而本國的彆的灰冷的民眾,有權者,袖手旁觀者,也都於事後來嘲笑,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!
但是,彆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彆論,便是真誠的學生們,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,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: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,有如意的成功。幻想飛得太高,墮在現實上的時候,傷就格外沉重了;力氣用得太驟,歇下來的時候,身體就難於動彈了。為一般計,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“人力”,倒較為切實可靠罷。
現在,從讀書以至“尋異性朋友講情話”,似乎都為有些有誌者所詬病了。但我想,責人太嚴,也正是“五分熱”的一個病源。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——例如不買英日貨——來履行,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,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,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,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,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。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,其一是“不恥最後”。即使慢,馳而不息,縱令落後,縱令失敗,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。
七月八日。
(本篇最初分三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《莽原》週刊第十期、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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