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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

旭生先生：

前天收到《猛進》上的論壇，“反改革”的空氣濃厚透頂了，滿車的“祖傳”，“老例”，“國粹”等等，都想來堆在道路上，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，“強聒不捨”，也許是一個藥方罷，但據我所見，則有些人們——甚至於竟是青年——的論調，簡直和“戊戌政變”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。你想，二十七年了，還是這樣，豈不可怕。大約國民如此，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；好的政府，或者反而容易倒。也不會有好議員的；現在常有人罵議員，說他們收賄，無特操，趨炎附勢，自私自利，但大多數的國民，豈非正是如此的麼？這類的議員，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。

我想，現在的辦法，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《新青年》上已經說過的“思想革命”。還是這一句話，雖然未免可悲，但我以為除此冇有彆的法。而且還是準備“思想革命”的戰士，和目下的社會無關。待到戰士養成了，於是再決勝負。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，自己也覺得是可歎的，但我希望於《猛進》的，也終於還是“思想革命”。

魯迅。三月十二日。

魯迅先生：

你所說底“二十七年了，還是這樣，”誠哉是一件極“可怕”的事情。人類思想裡麵，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，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。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而最普通的，，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。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，顧不到這些。”實在是最痛心的話。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方麵看，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，還可以證明人心的冇有全死。可是這裡需要有分彆，必需要是一種不平的呼聲，不管是冷嘲或熱罵，纔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換句話說，如果他的文章裡麵，不用很多的“！”，不管他說的寫的怎麼樣好聽，那人心已經全死，亡國不亡國，倒是，有做的，也過於高深，於是就很枯燥。現在要breh的講動物生活，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，並且插許多圖畫的；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。至於作文者，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，再看看文藝書，就夠了。

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，毀了事情頗不少。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，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，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，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麵情形怎樣。這雖然是自己願意，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“老法子”的計。我新近纔看出這圈套，就是從“青年必讀書”事件以來，很收些讚同和嘲罵的信，凡讚同者，都很坦白，並無什麼恭維。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麼“學者”“文學家”的，則下麵一定是謾罵。我才明白這等稱號，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，是精神的枷鎖，故意將你定為“與眾不同”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，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。不料有許多人，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，豈不可惜。隻要擲去了這種尊號，搖身一變，化為潑皮，相罵相打（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），則世風就會日上，而月刊也辦成了。

先生的信上說：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，而最普通的，第一就是聽天任命，第二就是中庸。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，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，其實乃是卑怯。遇見強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“中庸”這些話來粉飾，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，看見彆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“多數”作他護符的時候，多是凶殘橫恣，宛然一個暴君，做事並不中庸；待到滿口“中庸”時，乃是勢力已失，早非“中庸”不可的時候了。一到全敗，則又有“命運”來做話柄，縱為奴隸，也處之泰然，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。這些現象，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，無論有冇有外敵。要救正這些；也隻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麵具來。

魯迅。三月二十九日。

魯迅先生：

你看出什麼“踱進研究室”，什麼“搬入藝術之宮”，全是“一種圈套”，真是一件重要的發現。我實在告訴你說：我近來看見自命ntlean的人就怕極了。看見玄同先生挖苦ntlean的話（見《語絲》第二十期），好像大熱時候，吃一盤冰激零，不曉得有多麼痛快。總之這些字全是一種圈套，大家總要相戒，不要上他們的當纔好。

我好像覺得通俗的科學雜誌並不是那樣容易的，但是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冇有想，所以對於它覺暫且無論什麼全不能說。

我對於通俗的小日報有許多的話要說，但因為限於篇幅，止好暫且不說。等到下一期，我要作一篇小東西，專論這件事，到那時候，還要請你指教纔好。

徐炳昶。三月三十一日。

（本篇最初分兩次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、四月三日北京《猛進》週刊第三、五期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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