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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白

“公理戰勝”的牌坊，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裡不知怎樣，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裡可實在有些希奇，——但這是現在的話。當時，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。

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，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；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。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，戰勝也忘卻了，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。

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，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。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，即縱有槍炮，也隻能殺戮無槍炮者，倘敵手也有，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。這時候才見真強弱。

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，然而敗於金，敗於元，敗於清。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裡記有市井間的諧謔，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。譬如問金人有箭，宋有什麼？則答道，“有鎖子甲”。又問金有四太子，宋有何人？則答道，“有嶽少保”。臨末問，金人有狼牙棒（打人腦袋的武器），宋有什麼？卻答道，“有天靈蓋”！

自宋以來，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，現在又發現了一種“民氣”，更加玄虛飄渺了。

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，結果也隻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，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。我近來也頗覺“心上有杞天之慮”，怕中國更要複古了。瓜皮帽，長衫，雙梁鞋，打拱作揖，大紅名片，水煙筒，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，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，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。（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，以避“赤化”之嫌。）

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，因為我相信，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。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，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，給我們複了仇麼？

愛國之士又說，中國人是愛和平的。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，何以國內連年打仗？或者這話應該修正：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。

我們仔細查察自己，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，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，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。

我不以為自承無力，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。

六月二十三日。

先前以“士人”“上等人”自居的，現在大可以改稱“平民”了罷；在實際上，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。彼一時，此一時，清朝該去考秀才，捐監生，現在就隻得進學校。“平民”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，地位也高起來了，以此自居，大概總可以從彆人得到和先前對於“上等人”一樣的尊敬，時勢雖然變遷，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。倘遇見這樣的平民，必須恭維他，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，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。否則，你就會得到罪名，曰：“驕傲”，或“貴族的”。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。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，非驕傲而何？

清的末年，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，南京政府一成立，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，便親密的說道：“我們本來都是‘草字頭’，一路的嗬。”

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，大捕黨人，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，罪狀曰：“著《中國權力史》，學日本催眠術。”（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，殊覺費解。）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；待到革命興旺，這才被尊稱為“老太爺”；有人給“孫少爺”去說媒。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，神主入祠的時候，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。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，這才冷落起來。

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？每一新的事物進來，起初雖然排斥，但看到有些可靠，就自然會改變。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，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。

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，一到理學先生談禪，和尚做詩的時候，“三教同源”的機運就成熟了。聽說現在悟善社裡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，孔子，老子，釋迦牟尼，耶穌基督，謨哈默德。

中國老例，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，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，——或謂之“綽號”。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；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，倘隻說姓名，本很平常，現在卻道“六臂太歲張三”，“白額虎李四”，則先不問事蹟，縣官隻見綽號，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。

月球隻一麵對著太陽，那一麵我們永遠不得見。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，隱匿了黑的一麵。譬如說到家族親舊，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：慈呀，愛呀，悌呀，……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：五世同堂呀，禮門呀，義宗呀，……至於諢名，卻藏在活人的心中，隱僻的書上。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《蕭曹遺筆》裡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言，現在鈔一點在這裡，省得自己做文章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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