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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閒話

凡事無論大小，隻要和自己有些相乾，便不免格外警覺。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，我因為在那裡擔任一點鐘功課，也就感到震動，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，登在五月十二的《京報副刊》上。自然，自己也明知道違了“和光同塵”的古訓了，但我就是這樣，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。三四天之後，忽然接到一本《現代評論》十五期，很覺得有些稀奇。這一期是新印的，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（初版字有參差處），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。我想：為什麼這一期特彆賣的多，送的多呢，莫非內容改變了麼？翻開初版來，校勘下去，都一樣；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，所以一篇《女師大的學潮》就赤條條地露出。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？自然要看一看，原來是讚成楊蔭榆校長的，和我的論調正相反。做的人是“一個女讀者”。

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，近來又剛鬨過什麼“琴心是否女士”問題，我於是心血來潮，忽而想：又搗什麼鬼，裝什麼佯了？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，因為接著就起了彆一個念頭，想到近來有些人，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，一看見彆人明白質直的言動，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，是某黨，是某係；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，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，和他相同，他心裡才覺舒暢。這種思想是卑劣的；我太多心了，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。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。

此後，風潮還是拖延著，而且展開來，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，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《京報》上，其中的一個是我。

這回的反響快透了，三十日發行（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）的《現代評論》上，西瀅先生就在《閒話》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。但是，據說宣言是“《閒話》正要付印的時候”纔在報上見到的，所以前半隻論學潮，和宣言無涉。後來又做了三大段，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，可是《閒話》付印的時間，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。但後做而移在前麵，也未可知。那麼，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“閒話”。

《閒話》中說，“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，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，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。”所以他隻在宣言中摘出“最精彩的幾句”，加上圈子，評為“未免偏袒一方”；而且因為“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”，遂覺“可惜”，但他說“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”。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。例如“流言”本是畜類的武器，鬼蜮的手段，實在應該不信它。又如一查籍貫，則即使裝作公平，也容易啟人疑竇，總不如“不敢相信”的好，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，而彆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。這些“流言”和“聽說”，當然都隻配當作狗屁！

但是，西瀅先生因為“未免偏袒一方”而遂歎為“可惜”，仍是引用“流言”，我卻以為是“可惜”的事。清朝的縣官坐堂，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，“偏袒”之嫌是冇有了，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。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，倒不如直說的好；否則，雖然吞吞吐吐，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“偏袒”那一方，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。宣言中所謂“若離若合，殊有混淆黑白之嫌”者，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。而且所謂“挑剔風潮”的“流言”，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，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製造的，但我自然也“冇有調查詳細的事實，不大知道”。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“還是不信”，卻已為我輩“可惜”，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，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。但在我，卻直到看見這《閒話》之後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“常常”聽到這樣的流言，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。可見流言也有種種，某種流言，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，寫出在某種筆下的。

但在《閒話》的前半，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，已經比學校為“臭毛廁”，主張“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”了。為什麼呢？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；二者學生把守校門；三者有“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，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”。

但這所述的“臭毛廁”的情形還得修改些，因為層次有點顛倒。據宣言說，則“飯店開會”，乃在“把守校門”之前，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“最精彩”，所以冇有摘錄，或者已經寫好，所以不及摘錄的罷。現在我來補摘幾句，並且也加些圈子，聊以效顰——

“……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，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乾燕飲，繼即以評議會名義，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，由是全校嘩然，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。……”

《閒話》裡的和這事實的顛倒，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，或者也可以認為“偏袒”的表現；但我在這裡並非舉證，不過聊作插話而已。其實，“偏袒”兩字，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，所以使人厭觀，倘用彆的字，便會大大的兩樣。況且，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，“偏袒”也在所不免的，譬如和校長同籍貫，或是好朋友，或是換帖兄弟，或是叨過酒飯，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“偏袒”。這也算人情之常，不足深怪；但當侃侃而談之際，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。然而也冇有什麼要緊，局外人那裡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，無傷大體的。

但是學校的變成“臭毛廁”，卻究竟在“飯店招集教員”之後，酒醉飯飽，毛廁當然合用了。西瀅先生希望“教育當局”打掃，我以為在打掃之前，還須先封飯店，否則醉飽之後，總要拉矢，毛廁即永遠需用，怎麼打掃得乾淨？而且，還未打掃之前，不是已經有了“流言”了麼？流言之力，是能使糞便增光，蛆蟲成聖的，打掃夫又怎麼動手？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。

至於“萬不可再敷衍下去”，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。正應該這樣辦。但是，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，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。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，偏說不知道；替暴君奔走，卻以局外人自居；滿肚子懷著鬼胎，而裝出公允的笑臉；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，他便用了“流言”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：這種蛆蟲充滿的“臭毛廁”，是難於打掃乾淨的。丟儘“教育界的麵目”的醜態，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！

五月三十日。

（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《京報副刊》。）

我的“籍”和“係”

雖然因為我勸過人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讀中國書，曾蒙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先生賜信要我搬出中國去，但是我終於冇有走。而且我究竟是中國人，讀過中國書的，因此也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。譬如，假使要掉文袋，可以說說“桃紅柳綠”，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認的，誰也不會說你錯。如果論史，就讚幾句孔明，罵一通秦檜，這些是非也早經論定，學述一回決冇有什麼差池；況且秦太師的黨羽現已半個無存，也可保毫無危險。至於近事呢，勿談為佳，否則連你的籍貫也許會使你由可“尊敬”而變為“可惜”的。

我記得宋朝是不許南人做宰相的，那是他們的“祖製”，隻可惜終於不能堅持。至於“某籍”人說不得話，卻是我近來的新發見。也還是女師大的風潮，我說了幾句話。但我先要聲明，我既然說過，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，為什麼又去說話呢？那是，因為，我是見過清末搗亂的人，冇有生長在太平盛世，所以縱使頗有些涵養工夫，有時也不免要開口，客氣地說，就是大不“安分”的。於是乎我說話了，不料陳西瀅先生早已常常聽到一種“流言”，那大致是“女師大的風潮，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”。現在我一說話，恰巧化“暗”為“明”，就使這常常聽到流言的西瀅先生代為“可惜”，雖然他存心忠厚，“自然還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”；無奈“流言”卻“更加傳佈得厲害了”，這怎不使人“懷疑”呢？自然是難怪的。

我確有一個“籍”，也是各人各有一個的籍，不足為奇。但我是什麼“係”呢？自己想想，既非“研究係”，也非“交通係”，真不知怎麼一回事。隻好再精查，細想；終於也明白了，現在寫它出來，庶幾乎免得又有“流言”，以為我是黑籍的政客。

因為應付某國某君的囑托，我正寫了一點自己的履曆，第一句是“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裡一家姓周的家裡”，這裡就說明瞭我的“籍”。但自從到了“可惜”的地位之後，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，“近幾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學，師範大學，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係講師”，這大概就是我的“係”了。我真不料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“係”。

我常常要“挑剔”文字是確的，至於“挑剔風潮”這一種連字麵都不通的陰謀，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。何以一有流言，我就得沉默，否則立刻犯了嫌疑，至於使和我毫不相乾的人如西瀅先生者也來代為“可惜”呢？那麼，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鑽營，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裡了；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，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。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，還留下些什麼“空穴來風，桐乳來巢”的鬼格言。可惜我總不耐煩敬步後塵；不得已，我隻好對於無論是誰，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“尊敬”。

其實，現今的將“尊敬”來佈施和拜領的人們，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當。我們的乏的古人想了幾千年，得到一個製馭彆人的巧法：可壓服的將他壓服，否則將他抬高。而抬高也就是一種壓服的手段，常常微微示意說，你應該這樣，倘不，我要將你摔下來了。求人尊敬的可憐蟲於是默默地坐著；但偶然也放開喉嚨道“有利必有弊呀！”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呀！”“猗歟休哉呀！”聽眾遂亦同聲讚歎道，“對呀對呀，可敬極了呀！”這樣的互相敷衍下去，自己以為有趣。

從此這一個辦法便成為八麵鋒，殺掉了許多乏人和白癡，但是穿了聖賢的衣冠入殮。可憐他們竟不知道自己將褒貶他的人們的身價估得太大了，反至於連自己的原價也一同失掉。

人類是進化的，現在的人心當然比古人的高潔；但是“尊敬”的流毒，卻還不下於流言，尤其是有誰裝腔作勢，要來將這撒去時，更足使乏人和白癡惶恐。我本來也無可尊敬；也不願受人尊敬，免得不如人意的時候，又被人摔下來。更明白地說罷：我所憎惡的太多了，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，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；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佈施，於我倒是一個冷嘲，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侮蔑；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麼，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噦似的噁心。然而無論如何，“流言”總不能嚇啞我的嘴……。

六月二日晨。

（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《莽原》週刊第七期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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