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足，我卻止不住地發抖。

“剛從國外出差回來，冇想到在路上遇到你。”他脫下外套蓋在我身上，“你怎麼弄成這樣？”

醫院的白熾燈刺眼。護士推來輪椅，薑恒小心地扶我坐下。

“39.8度高燒，需要立即輸液。”醫生說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從昏睡中醒來。病房裡隻有一盞小燈亮著。

薑恒坐在床邊的椅子上，正低頭看手機。

“醒了？”他注意到我的動靜，立刻放下手機，“感覺怎麼樣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我的嗓子還是疼，“謝謝你。”

他遞給我一杯溫水。

“我看了你朋友圈的動態，大概猜到了一些。”他的聲音很平靜，“不過你不用現在說，等你好些再說。”

我喝了口水，淚水卻突然湧出。

“我冇事了，真的。”我擦掉眼淚，“隻是…冇想到會這樣。”

他靜靜地聽我斷斷續續地講完這幾天發生的一切。

“所以，你現在無家可歸，無工作，還被親人背叛？”他總結道。

我點點頭，苦笑：“聽起來像個悲慘故事。”

他沉默片刻，突然說：“林淩，你記得我是做什麼的嗎？”

“律師？”

“對，專打勞動糾紛和家庭官司的律師。”他的眼睛在燈光下格外明亮，“你的公司違法解雇，你的家人非法控製財產，這些都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彆怕，”他說，聲音溫和而堅定，“天塌下來，有法律頂著。我是律師，你的事，我管了。”

“你還記得法學院學過的東西嗎？”薑恒遞給我一杯熱茶。

我點頭，三天前的高燒已經退了，但我的心還在燃燒。

“那就開始整理證據。”他拿出筆記本電腦，“從現在起，你不再是受害者，而是原告。”

我打開電腦，手指在鍵盤上飛舞。四年法學院的訓練在血液裡甦醒，我開始條分縷析地記錄這場荒謬鬨劇的每一個細節。

“先從時間線開始。”薑恒說。

我記錄下被解雇的日期、家人闖入公司的時間、被趕出家門的那天，以及每一次威脅電話的具體內容。

手機震動。媽媽發來一條資訊，附帶一份新的“協議”。

“最後通牒：三天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