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屍體

波洛跟著康斯坦汀醫生來到隔壁車廂被害人的房間裏。列車員用自己的鑰匙給他們開啟門。

兩個人走了進去。波洛轉向同伴問道：

“這間房被弄亂過嗎？”

“什麼也沒動過。我驗屍時十分小心，沒有挪動過屍體。”

波洛點點頭，環視四周。

他第一感覺是很冷。窗戶被推開，窗簾也拉上去了。

“嗬。”波洛打了個冷戰。

醫生頗有同感地笑了。

“我不想關窗。”他說。

波洛仔細地檢查了窗戶。

“你說得對，”他宣稱，“沒人從這裏離開車廂。也許開啟窗戶是故意製造的假象，如果是這樣，大雪破壞了兇手的計劃。”

他仔細檢查了窗框，然後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小盒子，朝窗框上吹了一點兒粉末。

“完全沒有指紋，”他說，“這說明窗框被擦過了。就算有指紋也沒什麼用，可能是雷切特先生或者他的僕人，或者列車員留下的。現在的罪犯不會犯這種錯誤了。

“既然如此，”他興緻勃勃地說，“我們還是關上窗戶吧。這裏已經變成冷庫了！”

說完他就關上了窗，然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臥鋪上一動不動的屍體。

雷切特仰麵躺著，睡衣上血跡斑斑，紐扣被解開了，敞開的衣襟被翻到了背後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得檢查傷口的性質。”醫生解釋道。

波洛點點頭，俯身在屍體上方觀察。終於，他愁眉苦臉地直起腰。

“真是難看死了，”他說，“一定是有人站在這兒，刺了一刀又一刀。究竟有幾處傷口？”

“我算的是十二處。有一兩處很輕，隻是劃破了點皮。但是，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。”

醫生的語氣引起了波洛的注意，他眼神犀利地盯著他。小個子希臘人站在那裏，瞪著屍體，困惑地皺著眉頭。

“你覺得什麼地方有些古怪，對嗎？”他禮貌地問道，“說吧，我的朋友。是不是有什麼事讓你想不通？”

“你說得對。”對方承認道。

“是什麼？”

“你看這兩處刀傷——這兒，還有這兒——”他指著，“很深。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斷了——但是刀口的邊緣沒有裂開。血流得比正常情況下要少。”

“這說明什麼？”

“人已經死了——死了沒多久——在刺這幾刀的時候。可這確實太荒謬了。”

“看來是這樣，”波洛若有所思地說，“除非我們的兇手以為自己沒有圓滿完成任務，於是又回來確定一下，但這顯然很荒謬！還有嗎？”

“嗯，還有一件事。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你看這兒的這個傷口——在右臂下麵——靠近右肩膀。用我的鋼筆試一下。你能這麼刺一刀嗎？”

波洛舉起一隻手。

“沒錯，”他說，“我明白了。用右手非常困難，幾乎不可能。那人得反著刺，但如果這一刀是左手刺的呢——”

“完全正確，波洛先生。這一刀基本上可以確定是左手刺的。”

“所以我們的兇手是個左撇子？不，情況還要更為複雜，是嗎？”

“你說對了，波洛先生。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右手刺的。”

“兩個人。我們又說回兩個人了。”偵探嘟囔著，忽然又問道，“那時候燈是亮著的嗎？”

“這很難說。你知道，每天早上十點鐘左右，列車員就會把燈關掉。”

“開關會告訴我們的。”波洛說。

他檢查了頂燈和床頭燈的開關，兩者都是關著的。

“好吧，”他沉思著說，“我們假設有了第一個和第二個兇手，就像偉大的莎士比亞說的那樣。第一個兇手刺了被害人，然後關掉燈，離開房間。第二個兇手摸黑進來，沒有看見他或者她的任務已然完成，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兩刀。你怎麼想？”

“真了不起。”小個子醫生熱誠地說。

對方的眼睛裏閃著光。

“你是這麼認為的？我很高興。可我聽著像胡說。”

“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呢？”

“這正是我問自己的。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麼？如果有兩個兇手，會不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？”

“我想也許有。就像我說過的，有些刀傷說明瞭兇手的一個弱點——缺乏力量或者信心不足。沒有力量，隻是劃了幾下。但是這兒的一刀，還有這兒的一刀，”他又指著說道，“這些刀傷需要很大的力氣，把肌肉都刺穿了。”

“在你看來，是不是個男人刺的？”

“幾乎可以確定。”

“不可能是個女人？”

“一個年輕有力的女運動員可能會刺這幾刀，尤其是在情緒極其激動的時候，但是我覺得這不太可能。”

波洛沉默了一會兒。

對方急切地問：“你明白我的想法了嗎？”

“完全明白，”波洛說，“事情變得清晰了！兇手是個力氣很大的男人——他很軟弱無力；是個女人；是個習慣用右手的人——是個左撇子。啊哈，真是有意思！”他突然生氣地說：“那被害人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在幹嗎？他大叫了嗎？掙紮了嗎？自衛了沒有？”

他把手伸進枕頭下麵，抽出一把自動手槍，前一天雷切特給他看過。

“你看，子彈還是滿膛的。”他說。

他們四處看了看。雷切特白天的衣服掛在牆壁的衣鉤上。盥洗台上放著各種東西：一隻玻璃杯裡浸泡著假牙；還有一個空杯子；一瓶礦泉水；一隻大的長頸瓶；一個煙灰缸，裏麵有個雪茄煙煙蒂以及一些燒焦的碎片；還有兩根燃過的火柴梗。

醫生拿起空玻璃杯，聞了聞。

“可以解釋受害人被害時為何沒有反應了。”他平靜地說道。

“被下藥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波洛點點頭。他撿起兩根火柴梗，仔細檢查了一番。

“你有線索了？”小個子醫生急切地問道。

“這兩根火柴的形狀不一樣，”波洛說，“這根比那根扁，你看到了嗎？”

“這是火車上的那種，”醫生說，“紙盒裝的。”

波洛在雷切特的衣服口袋裏逐個摸索著，不一會兒，他掏出了一盒火柴，跟那兩根燃燒過的作了仔細的對比。

“圓一點的是雷切特擦過的，”他說，“我們看看他有沒有扁一點的。”

但是進一步搜尋之後，沒有看到其他火柴。

波洛的眼睛在房間裏四處打量，就像鳥兒的眼睛一樣閃著銳利的精光，好像什麼也逃出不它們的搜尋。

他輕呼一聲，彎下腰，在地板上撿起了一個東西。

是塊小小的方形薄棉布，很精緻，邊角處綉著一個首字母——H。

“一塊女人的手帕，”醫生說，“我們的朋友列車長說得對，有個女人牽涉其中。”

“而且落下一塊手帕也最為輕而易舉。”波洛說，“真像書裡寫的、電影裏演的——而且對我們而言，事情更簡單了，上麵還標著一個首字母呢。”

“我們的運氣真好！”醫生大叫。

“可不是嗎？”波洛說。

他的語氣讓醫生有些意外，可還沒來得及問，波洛又朝地板上彎下腰去了。

這一次，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煙鬥通條。

“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東西吧？”醫生試探性地問。

“他的衣服口袋裏沒有通條，也沒有煙絲或煙絲袋。”

“那麼，這是條線索。”

“哦，肯定是。而且又是很恰當地留了下來。你注意看，這次，是條男性線索。不能抱怨這案子沒有線索了，線索已經很豐富了。順便問一下，你是怎麼處理兇器的？”

“沒找到兇器，肯定是兇手帶走了。”

“我想知道為什麼。”波洛沉思著。

“啊！”醫生正在小心地翻看著死者的睡衣口袋。

“我忽略了這個，”他說，“我解開上衣之後就把它翻到後麵去了。”

他從睡衣的胸袋裏掏出一隻金錶，錶殼癟得厲害，時針指向一點一刻。

“你看到沒？”康斯坦汀熱切地大叫，“這告訴了我們作案時間！跟我的推斷一樣。我說的是半夜十二點到兩點之間，有可能是一點鐘，雖然這種事情很難精確判斷。好啦，這就是證據。一點一刻。這就是作案時間。”

“有可能，是的，當然有可能。”

醫生好奇地看著他。“請原諒，波洛先生，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也不明白，”波洛說，“完全不清楚。而且，就像你感到的那樣，我很苦惱。”

他嘆口氣，彎腰仔細檢查小桌子上燒焦的紙片，自言自語地嘀咕著：“我現在需要一個老式的女士帽盒。”

這句奇怪的話讓康斯坦汀醫生一頭霧水。總之，波洛沒有給他提問的機會，他開啟門，來到過道上叫列車員。

那人跑了過來。

“這節車廂有多少個女人？”

列車員掰著手指頭數了數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六個，先生。一位美國老太太，一位瑞典太太，年輕的英國小姐，安德雷尼伯爵夫人，還有德拉戈米羅夫公主和她的女僕。”

波洛想了想。

“她們都有帽盒，是嗎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那給我拿來吧——讓我看看……瑞典太太和那位女僕的。我就要這兩個。你跟她們說，這是海關例行檢查什麼的，隨便你怎麼說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這會兒她們都不在自己的房間。”

“那就快點。”

列車員離開了，回來時拿著兩個帽盒。波洛開啟女僕的那個，看了看就扔在一旁。然後他開啟瑞典太太的那個，滿意地叫了一聲，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，揭開下麵墊帽子用的圓形鐵絲網。

“哈，這正是我們需要的。大約十五年前，帽盒就是這麼做的。女人們用帽針把帽子串在凸起來的鐵絲網上。”

他邊說邊熟練地取下兩圈鐵絲，然後重新裝好了帽盒，告訴列車員物歸原主。

當門再次關上的時候，他轉向同伴。

“我親愛的醫生，你看，我不是一個遵循專業程式的人，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學，而不是指紋或煙灰。但在這個案子中我需要一點科學的幫助。這房間裏充滿了線索，但是我能確定這些線索真就是表麵看起來的那樣嗎？”

“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，波洛先生。”

“那好，舉個例子——我們發現了一塊女人的手帕。那就一定是個女人掉的嗎？會不會是個男人，在作案的時候，對自己說‘我得弄得像個女人做的。我要給我的敵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幾刀，有幾刀要軟弱無力，無關痛癢。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見的地方’？這是一種可能。還有一種可能。如果是一個女人殺了他，會不會故意扔下一根煙鬥通條，好讓人看著像個男人乾的？我們是否真的認為是兩個人，一個男人、一個女人，分別作案，而且每個人都粗心大意地丟下了能識別他們身份的線索？巧合太多了！”

“可是帽盒有什麼用呢？”醫生仍然困惑地問道。

“啊，我正要解釋。正如我所說，這些線索——金錶指標停在一點一刻，這手帕、煙鬥通條——它們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故意偽造的。我還無法告訴你。但這兒有個線索——雖然我可能錯了——我認為不是偽造的。我指的是這根扁的火柴，醫生。我認為這根火柴是兇手用過的，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。用來燒掉某種會暴露罪行的檔案。也許是本筆記。若真如此，那本子裏一定有什麼東西，某個錯誤，某個疏忽，可能留下了關於兇手的線索。我正在設法找到這個東西是什麼。”

他走出房間，幾分鐘之後，帶回一個小酒精爐和一把燙髮鉗。

“我平時用來燙鬍子的。”他指著後者說。

醫生帶著極大的興趣觀察著他。波洛把兩圈凸起的鐵絲網捋平，然後非常小心地把燒焦的紙片放在其中一個上，再把另外一個蓋在上麵，用鉗子把兩圈鐵絲網鉗在一塊兒，放在酒精燈的火焰上。

“這隻是個臨時替代品，”他扭過頭說，“但願能達到目的。”

醫生很專心地看著整個過程。鐵絲開始發紅，忽然，他看到幾個隱約的字，火讓這些字母慢慢變成了單詞。

這是一個很小的紙片，隻顯示出了幾個和另一個字的一部分。

記（得）小黛西·阿姆斯特朗

“啊！”波洛尖叫一聲。

“它告訴你什麼了嗎？”醫生問道。

波洛兩眼發光，小心翼翼地放下鉗子。

“是的，”他說，“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，也知道他為什麼被迫離開美國了。”

“他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卡塞蒂。”

“卡塞蒂？”醫生擰著眉頭，“這讓我想起了一些事。好幾年前，我記不得……這是個美國的案子，對嗎？”

“是的，”波洛說，“美國的一個案子。”

除了這些，他不願意再多說什麼了。他環視四周，接著說：

“我們以後再說吧。現在讓我們確認一下這裏該看的是否都看過了。”

他迅速而熟練地又檢查了一遍死者的衣服口袋，但是沒找到讓他有興趣的東西。他試著開啟通往隔壁房間的連通門，但是門從另一邊閂上了。

“有件事我不明白，”康斯坦汀醫生說，“如果兇手沒有從窗戶裡逃跑，如果這扇連通門從另一麵閂上了，如果通向過道的門不僅從裏麵鎖上了，而且還扣上了鏈條，那麼兇手是怎麼離開房間的呢？”

“這也是觀眾說的，當一個人被捆住手腳關進箱子裏——不見了之後。”

“你是說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”波洛解釋道，“如果兇手有意讓我們相信他是從視窗逃跑的，他自然會讓另外兩個出口看上去不可能出得去。就像箱子裏‘消失的人’一樣，這是個騙局。我們的工作就是揭穿騙局。”

他把連通門在另外一邊鎖上了。“以防萬一，”他說，“那位優秀的哈巴特太太頭腦一熱，打算收集第一手犯罪資料，寫信給她女兒。”

他再次環顧四周。

“我想，這兒沒事可做了。我們去找布克先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