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辭職。”

我坐在椅子上，冇動。

窗外天色灰沉，雨又要來了。

我翻開父親的舊筆記本，最後一頁寫著一行字，墨跡發黃：＞ “李默冇欠債。

他隻是不肯閉嘴。”

我忽然懂了。

我們守的從來不是一樁案。

而是一句話：不能讓死人背黑鍋。

當晚，我拿著個空紙箱，走到快遞櫃前。

在三號櫃貼上一張快遞單，字跡工整：收件人：李默電話：已登出地址：福興裡302室然後我走了，像每天清理過期快遞一樣平常。

但我在紙箱底部，裝了微型錄音筆。

櫃頂角落，藏了針孔攝像頭。

我在對麵六樓的廢棄閣樓裡，架起望遠鏡，裹著軍大衣，等。

淩晨一點十七分。

巷口傳來輪胎壓過積水的聲音。

一輛無牌黑色轎車，緩緩停下。

車門開，一個戴鴨舌帽的男人下車，風衣領子高高豎起。

他直奔快遞櫃，動作熟練，手指在三號櫃前停頓一秒，拉開——空的。

他冇走，反而蹲下，仔細檢查櫃底。

就在這時，我按下了遙控開關。

錄音筆啟動。

他喃喃自語：“太太說，隻要拿到那條手鍊，就能證明李默家屬早就放棄追責……三十年前的舊繩結，她親口承認是遺物……就能推翻‘被迫害’的說法……”我屏住呼吸。

他還掏出手機，拍了櫃子內壁，低聲說：“冇拿到，回去得捱罵。”

我認出來了。

周慧蘭的司機。

宏遠建設的專職人員，跟著她跑工地、送禮、辦“善後”。

我等他走後，才下樓。

從王奶奶給我的布包裡，取出另一條紅繩。

一樣的結法，一樣的銅鈴——但鈴牌上的刻字是假的。

真手鍊，我早就放進父親那個生鏽的鐵盒，藏在門衛室地板下的暗格裡。

王奶奶早料到這一天。

她說：“李默媽編這條繩，花了三個月。

她不信兒子會丟下她。

我也信——所以，得有人替他活著回來。”

我把假手鍊，連同錄音筆的備份、周慧蘭司機的照片、還有那份紀委通報的影印件，一起裝進信封。

寄給劉誌剛。

附言隻寫了一句：“這次，輪到我們簽收真相。”

雨，終於落了下來。

我站在門衛室門口，聽著鐵皮棚上劈啪作響。

快遞櫃靜靜立在雨裡，像一座沉默的墓碑。

但明天，總會有人來取件。

而我會在這裡，等著。